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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晚上，骆千帆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前往赴约。他可不会傻着脸去中心广场的长椅边，而是早早地混在跳广场舞的人群里，静静观察着长椅边的动静。

    此时长椅上坐着一个年轻人，看上去像个学生模样，耳朵里塞着耳塞，怀里抱着一本书，正借着灯光看书。

    八点不到，只见至少有五六个人从三个方向向长椅包围过去。

    五六个人把那学生围在中间，扇了他两巴掌，又扯断了他的耳机，把书抢过来，抖了半天没抖出什么东西，随后“刺啦刺啦”撕得纸片飘零。

    而此时，骆千帆像个蹩脚的木头人，混在跳广场舞的男女老少中间，看着那五六个人“刺啦刺啦”撕碎他最后的信任与希望，哪怕这希望如此渺茫而又苟且！

    就像林冲被高俅逼到了绝境，骆千帆此时也被逼到了绝境。

    宁得罪是个君子，不得罪一个小人，那句话太有道理了。“既然郭云帆不愿网开一面，我也只好拼个鱼死网破。”

    我要反击！

    骆千帆翻出一个手机号——虹城纪检委的戴安平。

    上次刊崔建设暗贿古董的报道以后，负责与骆千帆对接、索要采访素材的就是这位戴安平。后来多次联系，彼此印象深刻。

    虽然戴安平才3o多岁，平日里笑呵呵的，并不让人觉得威严，实际上却办了不少大案，公检法圈里称他是“笑脸包公”，信得过。

    拨通电话，直入主题：“我要举报公安局副局长郭云帆为黑社会‘高利张’充当保护伞……”

    骆千帆把他所了解的情况作了大致介绍，又把那6万字的稿件——《一位“高利贷患者”的非正常死亡》也给了他。

    没想到戴安平非常高兴，他说：“其实我们正在调查郭云帆，你的这条线索非常重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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